恭喜！《译林》已经走过了20载的历程！
道一声“恭喜”，并非应景的客套话。而是实诚的心意。在过去的20年间，凡是曾经与《译林》一路同行的人，大概都会拥有这份情怀。
回顾《译林》创刊以及发展的历史，一则为她的业绩感到钦佩，再则就自然要想到推求她缘何能够持续获得成功。因此，就触及到了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译林》与社会的关系。《译林》与社会联系之广泛，或许一时难以理清，但是与其联系最多、也是真正维系其是否能够生存的，还得说是读者。因此，从社会供给与需求的理论模式来观察，如果将读者视为消费者，那么《译林》作为精神文化产品之所以能够成功，其枢机大概就在于比较好地满足了“后文革”时期文化消费者的需求。
“后文革”的读者是一个特殊的文化消费群体。“后文革”不仅包含时间的观念，泛指“文革”结束之后的历史时期，而且还指涉那场肆虐10年的浩劫给整个社会，尤其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文化资源以及人的心灵所带来的灾难性的、难以修复的损伤。“文革”结束之后，社会物质文明的损耗、价值观念的迷失、文化资源的枯竭，以及人的精神饥渴，都裸露在人们的视野里。所谓百废待兴，拨乱反正。此时，外国文学翻译自然也开始复苏。
如果说，清末民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译介外国文学的高潮，那么外国文学翻译的第二次高潮则骤兴于“文革’之后。一时间，再版与新译的外国文学译作纷至沓来，畅销全国，专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刊物也接踵问世。《译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开始为“文革”后饥饿的读者提供急需的精神文化食粮。对于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而言，无论作品的国别、版权、作者、体裁、题材、艺术风格、以及翻译质量等等，生产者和消费者几乎都是不另选择，广收博纳，于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消费市场。一本刊物刊行十数万份，一部译作动辄印刷数万册，甚至数十万册，而且往往迅速脱销，都习以为常。
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时间的推移，在时空上距离“文革”越遥远，耳濡目染的现代化成就与“文革”时期的社会现状差距越大，似乎对“文革”灾难性的性质就看得越真切，越深刻。由此，也可以对“文革”之后外国文学翻译高潮的意义具有更加深邃的认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对于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渴望要比追寻物质需求的欲望更加炽热。译作的生产者及其消费者，都致力于添补各自的真空。无庸赘言，如同其它众多的同类刊物一样，《译林》在这一时期也同样获得了辉煌的成功。
然而在20年后的今天，再寻找当时与《译林》同呼吸、共命运、平分秋色的同类刊物，尚有几多安在？尚有几多不是步履维艰，惨淡经营？面对这样一种现象，或许应当追问：原因何在？
20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精神文明的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嬗变。原有的资源真空逐步得以添补，多元社会价值观念的并存，为人们提供了更广泛的选择空间，人们的精神文化饥渴也得到了解救或者缓解。作为文化消费者，读者对于外国文学译作的需求，由急功近利的吸收消化渐渐转化为平常心态的欣赏性阅读。此外，其它形式的社会文化资源陆续开拓，能够阅读外国文学原作的读者不断增加，以及电视等其它大众化媒介兴起，不仅使读者对于外国文学译作的依赖程度日益减退，而且读者大量分流。即使原有的和后来加盟的铁杆读者，对于作品的国别、作者、体裁、题材、艺术风格、以及翻译质量等等，也不再是来者不拒，而是具有了愈来愈成熟的阅读品位，对于作品的翻译质量也愈来愈看重。从整体而言，与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期的读者相比，80年代末以来的读者虽然尚未摆脱“后文革”的某些普遍特征，例如文化断裂而造成的先天不足，但已明显呈现出不同于前者的变化。
能够适应消费者的变化，乃至能够引导读者变化的刊物，就能够得以延存下来，不断取得成就；反之，就会丧失原有的文化市场份额，不得不忍痛从译介外国文学的领域退隐。《译林》显然属于前者之列。从精心选择翻译对象到刻意提高翻译质量，从通过举办翻译竞赛，发现、培养新的译者到购买原作的版权、使翻译出版规范化，再从跟踪国外当代文学的发展并强化佳作翻译出版的时效性到改革刊物的栏目，设立专家论坛，无不显示出高明、灵活的策略。总之，《译林》似乎始终能够把握住读者的脉搏，自觉地以不断变化的姿态为变化中的读者服务。
相信《译林》在21世纪也不会落伍，而是枝更繁，叶更茂，拥有更强劲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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